打击销售假药案件重数量更应重质量       

马雪艳

药品安全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，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制定实施以来，假药案件的查处数量飙升，尤其是在“三打两建”工作实施以来，打击假药的力度更加明显，仅2014年1-10月份，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销售假药类案件（销售假药罪和非法经营罪）共72件，是2013年全年办理此类案件数的10倍多，（2013年全年办理此类案件7件），而这72件假药类案件中，全部是“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”，而无一宗是对人体有真正危害的“事实上的假药”。在数量的背后，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显现，重案件数量，轻案件质量的情况不容小觑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       第一，偏重打击销售“法律意义上的假药”案件。2014年，在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销售假药类案件中，所涉及的药品全部为依照法律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，上述药品依照《药品管理法》和《刑法》的规定，属于“按假药论处”的药品，即“法律意义上的假药”。这些案件中，有45件系销售性用品案件，有22件系销售港药类案件，无一宗为销售事实意义上的假药案件。这些港药、性用品的销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药品交易的市场秩序，但立法的本意并不是偏重于打击这类药物。

       第二，涉案金额较小，社会危害性不大。在公安机关办理移送的销售假药类案件中，案件查处的模式是在犯罪嫌疑人经营的商铺内查获待销售的诸如“黄道益活络油”、“双飞人”等香港日用药品以及“伟哥”、“鹿茸血宝”等性用品，货值由120元至6000元不等。其中，涉案金额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了38%，更有仅销售一瓶“伟哥”、一瓶“壮阳宝”，涉案金额仅为200余元就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。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少，社会危害性小，情节轻微，对这些行为一概纳入刑事司法程序，既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，同时也容易影响案件的查办质量。

       第三，查获的药品未经鉴定，影响案件审查。公安机关查处的案件中，凡是涉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，均未对药品进行检测，鉴定其药品成份，亦未向生产商核实药品真伪，这种做法会影响案件审查：该药品是否含有有毒、有害成份，是否已经危害人体健康，其在量刑上有轻重之分。而药监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对这两种情况未做区分，不利于司法机关分析判断案件的情节轻重程度，容易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出现。

        刑法设立“生产、销售假药罪”的立法意图是为了严厉打击危害公民身体健康、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售假药行为，其中，行政执法、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应是制售“事实意义上的假药”行为。但从目前办理的案件来看，药品监管机构、公安机关明显将打击重点放在了查处“法律意义上的假药”行为上，而该类案件相对制售“事实意义上的假药”案件来说，其社会危害性不大、对人身健康未必有害。因此，针对目前存在这种情况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        第一，应当将查处的重点放在对人体有害的“事实意义上的假药”上。对于刑法规定的“事实意义上的假药”，其对人体危害严重，社会危害性大，属于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，对此应当零容忍，加大力度查处，一旦发现，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，应当对查处的药品成份进行鉴定。对于按假药论处的药品如港药等，不仅要检查药品有无批准生产或进口文号，还要对其药品成份进行鉴定，以确定其是否对人体有害，是否属于“事实意义上的假药”。

        第三，公安机关在办理“法律意义上的假药”案件时，凡案件金额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，犯罪嫌疑人在深圳有固定住址的，均无需对其采取羁押的强制措施，可以进行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变相的强制措施，节约司法资源。对于事实证据清楚，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假药类案件，可以启动快审程序，快审快判。

        第四，公诉部门在受理假药类案件后，对于“法律意义上的假药”案件，涉案金额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，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，对其作相对不诉处理；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快审案件，可以在起诉时一并建议法院采纳快审程序，并在量刑建议书中建议对其判处轻刑。